大山撂在身后，懸?guī)r箐溝毒蛇汗水老豹子就一起撂在了屁股后頭。黃聾聾說，馬幫下到盈江壩，人的腳板就松活起來，連馬蹄都一路得得得的撒歡。你想想，百十里的江水悠悠的淌，百十里的鳳尾竹遮掩著些寨子竹樓，百十里的秧田平展展的，百十里的姑娘小媳婦穿得嫩生生的，見著人眼睛就笑，說話聲都是柔柔的，連馬都?xì)g喜哂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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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實，對蜀身毒道（四川到印度的古道）上的這條亞熱帶河流我很熟悉，我曾從它的發(fā)源地騰沖的膽扎河、檳榔江一帶，一直看著它怎樣洋洋灑灑地流過盈江壩，出境流入緬甸，又到了它下游的伊洛瓦底江，再流入孟加拉灣。它和我青澀的知青歲月有關(guān)，和我后來對人文地理、人類學(xué)的興趣有關(guān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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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93年，坐在艾蕪先生成都的寓所里，他說起云南、說起盈江。我說，最早我是從他的《南行記》中認(rèn)識這個地方的，他小說中那些盜馬賊、野店、土匪、流浪人、大煙鬼……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。盡管后來熟悉盈江后，覺得盈江并不全像他寫的那么僻異蠻荒，但這本《南行記》仍是他所有作品中的上乘之作。我的大實話急得在一邊的作協(xié)主席拉了拉我的衣角，艾老卻笑了，他說，那時十幾二十歲，寫出來的也就是流浪時走到那里能看到的那點東西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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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這種風(fēng)雅，是濡染在傣族的民族性格里的，連民歌也有一種讓人聽了就忘不掉的溫柔憂傷：“玻璃一樣的太陽啊，落下去就再也撈不起來了；梨花一樣的姑娘啊，飄走了就再也回不來了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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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實，干崖（盈江）的刀姓土司幾乎個個都有故事，個個都是人物。就說那生在清朝的二十四代干崖土司刀安仁，少年時代就一另類文青，自幼穎悟超群，博覽傣、漢文經(jīng)史又習(xí)武藝。寫詩、編劇本、演傣劇、離家出走，樣樣玩過。后來竟開先河地帶著二十多個傣族少男少女遠(yuǎn)下南洋、東渡日本、留學(xué)、革命、辦實業(yè)。他領(lǐng)導(dǎo)了邊境的抗英斗爭，從馬來西亞引種了第一批橡膠苗種在邊地，他在日本參加了孫中山的同盟會，參與領(lǐng)導(dǎo)了推翻帝制的騰越起義，坐過監(jiān)獄。他讓傣族姑娘學(xué)習(xí)引進(jìn)日本最先進(jìn)的紡織技術(shù)，辦了實業(yè)革命工廠，又寫下了如《抗英記》、《游歷記》、《獄中紀(jì)事》、《傣文詩韻》、傣劇本《阿鑾相勐》、《陶禾生》等諸多著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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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跟黃聾聾說起艾蕪《南行記》里的盜馬賊，黃聾聾不以為然地笑笑，他說在盈江那叫草皮寇，他們也不是真要你的馬，就是想討幾個小錢使使。馬幫馬丟了，找個說客去，只要給幾文錢，第二三天馬就送還回來了。至于土匪嘛，在盈江壩子里少見，遠(yuǎn)處山上的土匪都服刀三怪，拿著刀三怪的腰牌，他們一般也不搶你的。馬幫運著很要緊的貨了，土司有護(hù)路隊幫助你過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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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30年到1931年，那個有名的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也跟著馬幫走過這段路，拜見過穿著寬大綢褲，會講英語懂音樂的干崖土司，一路上的見聞曾發(fā)表在當(dāng)時紐約的《太陽報》上，后來集結(jié)成書叫《馬幫旅行》，在這段路上他的印象和黃聾聾相像，愉快而明朗。他甚至這樣說“云南的許多部落現(xiàn)今仍處于半野蠻狀態(tài)，而撣文化可能比漢文化還要古老，這里的撣人比這里的漢人更加有教養(yǎng)得多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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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關(guān)于傣族的教養(yǎng)我基本同意斯諾的看法，因為我知道，這個地方在1969年接納了大量的知青后，是這個民族的那份溫柔與善良，是那條江水的平靜與亙古，以一種簡樸的方式，重新滋潤了那些經(jīng)歷了文革的無知的紅衛(wèi)兵們青澀迷亂又干涸的心，當(dāng)然，這又是另外的話題了。

來源：互聯(lián)網(wǎng) 更多好文請關(guān)注秒懂普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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